沈静秋答应给我一周。但我没有告诉她，这一周里我要做什么。 不是收集证据。 证据已经够了。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——我要让李志强付出代价。 不是法律上的代价，不是财产分割上的代价，而是真真切切的、打在脸上的、让他睡不着的代价。 我要让他的生意出问题，让他的钱袋子漏风，让他从那个高高在上的“李总”变成一个焦头烂额的、连觉都睡不好的可怜虫。 我要让他知道，睡别人的老婆，是要还的。 周一早上，沈静秋发来一份文件。 李志强的公司叫志远商贸，听起来很大气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倒买倒卖的中间商。 做建材的，从厂家拿货，加价卖给下游的建筑公司。 生意做得不小，年营业额几千万，但利润率不高，全靠走量。 他的命门有两个——上游的供货商和下游的客户。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他的资金链就会绷紧。 沈静秋跟了他十年，公司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客户、每一个供货商，她都认识。 她知道谁和谁有旧怨，知道谁在等着李志强出错，知道哪根绳子一扯，整张网就会散。 她把这些信息整理得清清楚楚，发给我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你想扯哪根？” 我想了想，回她：“最细的那根。” 最细的，也是最不起眼的，但扯断了，整张网就会慢慢散开。 不要一下子把他打死，要让他一点一点地感觉到疼。 先疼，再慌，再乱，再绝望——就像他对我做的事一样，不是一刀致命，是一刀一刀地割。 沈静秋选了一家叫恒达建材的供货商。 恒达的老板姓周，周建国，五十多岁，做建材做了二十多年，是个脾气暴躁但讲信用的人。 李志强欠了他一笔货款，一百二十万，拖了四个月。 周建国催了很多次，李志强总是说“下周”“下个月”“快了快了”，但一分钱都没给。 周建国早就火了，但碍于多年合作的面子，一直没有撕破脸。 沈静秋认识周建国的老婆，两个人是牌友，每周一起打两次麻将。 沈静秋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打牌的时候“无意间”提了一句——“老李最近又换了一辆奔驰S级，全款买的。” 第二天，周建国的电话就打到了李志强的手机上。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但沈静秋给我转述了结果——周建国放了狠话，一周之内不给钱，就断供，而且会在行业里封杀李志强。 李志强在电话里赔了一万个不是，说了无数好话，最后承诺三天之内先还五十万，剩下的两个月内结清。 五十万。 李志强拿得出来，但会肉疼。 而且这笔钱本来不该他一个人还——公司是他和沈静秋的共同财产。 还了这五十万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紧了，其他的窟窿就会露出来。 这就是多米诺骨牌。推倒第一块，后面的不用你推，自己就会倒。 周二，第二块骨牌倒了。 沈静秋联系了李志强最大的客户——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，姓刘。 刘老板的公司在城东有个楼盘，用的是李志强供的建材，合同金额六百万，已经付了四百万，尾款两百万。 李志强催了很多次，刘老板总是说“等销售回款”。 沈静秋通过一个朋友，给刘老板的财务总监递了一句话——“志远商贸的资金链好像出了问题，供货商那边已经在催债了。” 财务总监当然不会直接告诉刘老板，但会在合适的场合“顺便提一句”。 商场上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，尤其是坏消息。 当天下午，刘老板的助理就给李志强打了电话，问的不是尾款的事，而是下一批货什么时候能到。 李志强说随时可以发，助理说“不急不急，刘总说要再研究研究供应商的资质”。 “再研究研究供应商的资质”——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们怀疑你还能不能供货，我们要找备胎了。 李志强急了，当天下午就开车去了刘老板的公司，在会议室等了两个小时，只见到刘老板的一个副总。 副总笑眯眯地说了一大堆客套话，核心意思只有一个——尾款暂时付不了，下一批货也不急着要，等通知。 李志强从刘老板公司出来的时候，沈静秋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他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晚上不回来吃饭，要陪客户。” 陪客户。 他说的是“陪客户”，但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烦躁。 那种烦躁不是因为客户难缠，是因为他闻到了危险的味道。 商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敏，钱的味道、危险的味道、背叛的味道，他们一闻就知道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危险，不是从市场上来的，是从他家里来的。是从那个他以为永远不会背叛他的人——他的妻子——那里来的。 周三，第三块骨牌倒了。 沈静秋没有做什么新的事，她只是把前两天的余震扩散了一下。 她给两个供货商打了电话，一个是催李志强还钱的，一个是问李志强什么时候结账的。 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问了一句“老李最近资金是不是有点紧张”，对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“还好还好”，但语气里的犹豫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当天晚上，李志强回到家，沈静秋说他一进门就把车钥匙摔在玄关的鞋柜上，动静很大，把客厅里的儿子吓了一跳。 “你小点声，”沈静秋说，“孩子刚睡着。” 李志强没说话，换了鞋，径直走进书房，关上了门。 沈静秋端了一碗银耳汤进去，看见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撑着额头，表情疲惫得像被人打了一顿。 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语气温柔，像一个关心丈夫的妻子。 “没事，”他说，“公司的事。” “很麻烦吗？” “说了没事。”他的声音硬邦邦的，像一块石头。 沈静秋把银耳汤放在桌上，没有多问，转身出去了。关上书房门的那一刻，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他很烦。第一次看他这么烦。” 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没有快感。 不是因为我仁慈，是因为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 他的烦躁会变成焦虑，焦虑会变成暴躁，暴躁会变成迁怒——而黄润蕾，就会成为那个被迁怒的人。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 不是让黄润蕾看到他风光无限的样子，而是让他狼狈不堪、自顾不暇、连装都懒得装的样子。 我要让她看到，她费尽心机攀上的那个男人，在压力面前，不过如此。 周四，我的手机震了一天。 不是沈静秋的消息，是黄润蕾的。 她发了很多条，说“老公今天好烦”，说“公司出了点事”，说“李总今天发了好大的火”，说“他把文件摔在桌上，吓死我了”。 我一条一条地看，一条一条地回。 回的都是“怎么了”“别担心”“没事的”之类的话，语气温柔，像一个体贴的丈夫。 但每一条消息发出去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都在冷笑。 是的，他发火了。他把文件摔在桌上，吓死你了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叫“老公”的那个男人，在你和这个男人上床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我面前撒谎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忍着恶心对你笑的？ 没有。你从来没想过。因为你只在乎你自己。 周五，李志强没有去公司。 沈静秋说他早上接了一个电话，脸色就变了，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十几分钟，然后换了一身衣服，匆匆出了门。 她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但下午就知道了——周建国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，配文是“今天和李总喝了个下午茶，聊得很愉快”。 周建国的那笔账，李志强还了。 不是五十万，是八十万。 他把能从公司账上挪出来的钱全都挪了，又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，凑了八十万打给了周建国。 沈静秋看到银行短信的时候，手在发抖——不是因为心疼钱，是因为那笔钱里有她应得的一半，而他用在了“维稳”上，维稳他的生意，维稳他的名声，维稳他在外面包养女人的资本。 她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他动了我们儿子的教育基金。” 我盯着这条消息，盯了很久。 教育基金。 他儿子的。 沈静秋从孩子出生那年就开始存的，每个月存三千，雷打不动，存了八年。 那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一条退路——万一有一天，这个家散了，至少儿子的学费不用发愁。 现在，他用那条退路，去填他出轨留下的窟窿。 我给她回了一条消息：“对不起。” 她回了一个字：“值。” 值。 她说“值”。 不是“没事”，不是“没关系”，是“值”。 这个字里有一个女人的决绝——她不在乎那笔钱了，她在乎的是那笔钱证明了什么。 证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证明了她这十年的忍耐值了，证明了她接下来的反击理所应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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