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播-第10章回不去的现实

阿萤带着小酒消失的那天，她们身上加起来只有六百块钱。 小酒脚上穿着一双便利店买的蓝色拖鞋，鞋底薄得能感觉到柏油路面上每一粒石子。 脚底那道被碎玻璃划的口子还没结痂，每走一步都疼。 阿萤走在她前面，肩上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塞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条毛巾。 她的绿头发在凌晨的风里飘着，像一面褪了色的旗。 她们先去了阿萤她妈那里。 她妈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，阿萤摸黑爬到五楼，敲了十分钟的门。 门开了，一个烫着小卷 披着玫红色睡袍的女人站在门框里，脸上的表情从困倦变成了戒备。 “没钱了？”她妈堵在门口，没有让她们进去的意思。 “不是借钱，”阿萤说，“住两天。” “住不下。你弟明天回来。你爸那个德行你也知道，看到你又要闹。” 她妈的目光从阿萤的肩膀上越过去，落在小酒身上。 她上下打量了一遍——吊带裙，光脚穿拖鞋，膝盖上有淤青，头发乱得像个鸡窝。 “这就是你那个朋友？你们俩现在这是……” “妈。” “我不是说你。我是说——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你们做那个，街坊邻居都知道。你弟还要考大学。你让他怎么抬头？” 阿萤没有说话。她拉着小酒转身下了楼。走到四楼的时候，身后传来关门的声音，和防盗锁咔嗒一声弹回去的动静。 她们又去了小酒她妈那里。 她妈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，比阿萤她妈还要远。她们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，小酒靠着阿萤的肩膀睡着了。 她梦见自己在扫地，手里拿着一把竹扫帚，一下一下地挥着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醒来的时候嘴角挂着口水，阿萤的肩膀湿了一小块。 小酒她妈开门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不是戒备，是困惑。 她穿着一件褪色的碎花睡衣，头发用夹子胡乱夹在脑后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 屋里的电视开着，放着深夜重播的相亲节目，音量调得很小。 “妈。”小酒叫了一声。 她妈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阿萤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小酒意外的话：“吃饭了没？” 她把她们让进屋。屋里的茶几上摆着半锅凉了的稀饭和一小碟榨菜。 小酒她妈从厨房里端出两个碗，给她们一人盛了一碗。稀饭是剩的，有点稠，米粒已经煮化了，吃起来糯糯的。 榨菜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，咸得齁嗓子，但小酒吃得很慢，像是在数米粒。 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过她妈做的饭了。不是她妈不做——是她没回来。 “你那个男朋友呢？”她妈坐在对面，手里夹着烟，问得不经意，像是在问今天外面冷不冷。 “分手了。”小酒说。 “早该分了。”她妈弹了一下烟灰，语气里没有安慰，也没有责备。 她从来都是这样——对什么事都淡淡的，像是在看一出跟自己无关的戏。小酒小时候发烧到四十度，她也是这个语气：喝点水就好了。 她妈吸了口烟。“欠了多少？” 小酒一愣。“什么？” “他赌钱欠的。你替他还了多少？” 小酒没有说话。她低头看着碗里的稀饭，米粒沉在碗底，被筷子搅散了又聚起来。 她妈没有追问。她只是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站起来，走进卧室。 过了一会儿，她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。她把信封放在小酒面前。 “五千。不多，是我攒的。你拿着。” 小酒抬头看着她妈。她妈的脸被日光灯照得发白，眼角的皱纹像被刀刻上去的。 她从来没有觉得她妈老过。今晚她忽然发现，她妈老了。 抽烟抽太多，手指发黄，嘴唇发紫，笑起来的时候门牙上有一小块烟渍。 “我不是来借钱的。”小酒把信封推回去。 “我知道，”她妈说，“但你们跑回来，肯定是遇到事了。我帮不了别的。” 小酒没有说话。她把稀饭喝完了。碗底还剩几粒米，她用筷子一粒一粒夹起来放进嘴里。 她想起她小时候，她妈也是这样——帮不了别的，只能管一顿饭。 她发烧的时候她妈没带她去医院，但会在她额头上放一块凉毛巾。 她考了班上倒数的时候她妈没骂她，但会在她枕头底下塞一块大白兔奶糖。 这个女人不会爱，但她有她自己的一套——饿了给吃的，困了给床，天冷了往你身上扔一件衣服。这套东西不多，但她也就这点东西。 “那我走了。”小酒站起来。 她妈没有送。 她只是站在门口，看着小酒和阿萤下楼。 走到二楼的时候，小酒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喊：“钱拿着！”然后那个信封从楼梯栏杆的缝隙里掉下来，落在她脚边。 小酒弯下腰，把信封捡起来。五千块钱。她妈攒了多久？她不知道。 她只记得她妈以前说过，等她老了，要攒一笔钱，去海南看海。她妈这辈子还没看过海。 她把信封揣进兜里。 阿萤看着她，什么都没说。两个人走出城中村，路灯越来越暗，马路越来越窄。小酒忽然笑了一下。 “笑什么？” “我以为她会骂我。” “骂你什么？” “骂我没出息。骂我丢人。骂我跟阿辉做那些事。” 阿萤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不骂你，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也没资格骂你。” 小酒没有说话。她想了想，她妈这辈子确实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 她爸跑了那年她妈才二拾五，带着她一个人扛到现在。她妈在餐馆端过盘子，在超市当过收银员，在洗脚城给客人按过脚。 按脚那几年，街坊邻居也说她妈不正经。她妈从来不理。 后来她妈攒够了钱，开了个小棋牌室，每天窝在麻将桌上，什么也不想了。 她妈也许不是不想骂她。她妈只是知道，一个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不是自己想选的。 第二天，她们开始找房子。最便宜的城中村单间都要押一付一，加起来将近小两千。 阿萤翻遍了租房群，最后在城中村最偏的角落里找到一间地下室。 月租三百，没有窗户，头顶一个抽风机，转转停停，转转停停，像是随时要断气。 床垫直接放在地上，墙角有一块发霉的水渍，形状像一张人脸。 阿萤把帆布包扔在地上。“先凑合住。” 小酒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张单人床垫。只有一张。两个人睡，得侧着身子挤。 她想起出租屋里那张双人床垫，上面还有补光灯晒出来的黄印。 她忽然觉得那间屋子也不是那么差。至少床垫是双人的，至少热水器是好的。 “阿萤，”她说，“你会想回去吗？” 阿萤没有回答。她正蹲在地上用抹布擦床头柜。那个床头柜其实是两个砖头上面搭了一块木板。 她擦了左边，又擦右边，最后把木板翻过来，看到木板的另一面贴着一张旧报纸。 报纸的日期是三年前，头条是“我市GDP增速创历史新高”。 “不会。”她说。然后把抹布拧干，搭在门把手上。 但现实没给她们太多选择。 第三天，阿萤去一家奶茶店面试。排了一个小时的队，填了三张表，面试的时候店长看了一眼她的头发。 “我们这里不让染发。黑色的也不行，你这绿的——能不能染回来？”阿萤说能。 店长又看了一眼她的身份证。 “二拾岁？看着不像。我们试用期三个月，试用期工资一千八，转正两千二。你能接受吗？”阿萤说能。 店长让她回去等通知。 她等了一周，没有通知。 她又去超市应聘理货员。 面试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穿着超市的红色马甲，胸前别着一个工牌。 女人看了她的简历，抬头问了一句：“之前做什么的？” “直播。” “带货？” “不是。” “那是做什么？” “娱乐。” 女人的表情变了一下。那个表情很微妙，像是认出了什么。阿萤的心往下沉了一下。 女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她的简历放在一边，语气从公事公办变成了某种客气的冷淡。 “我们这边要能办健康证的。你先去办一个，到时候再联系。” 阿萤起身的时候，听到身后那个女人压低了声音对旁边的同事说了一句什么。 她没听清楚，但她知道那句话里一定有“这个女的一看就不正经”。 她走出超市，在门口站了很久。阳光很亮，她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罩着一层透明的罩子，别人看不见，但她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出不去。 她去应聘保洁。嫌她太年轻，“干不长”。去饭店端盘子。嫌她没经验，“现在招熟手”。 去商场发传单。站了一天，八十块钱，下班结账的时候组长对着她的头发皱眉头，“明天别来了，我们这边要形象好的”。 阿萤把八十块钱揣进兜里，去便利店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。 站在便利店门口，她对着玻璃门看自己。绿色的头发，褪色的帆布鞋，眼角下面一道被烟熏出来的细纹。她拾九岁，看起来像二拾九。 她忽然想起阿辉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平台上有几十万个比你美的。他们来看你，是因为你比别的女主播更敢。”那时候她觉得这句话恶心。 现在她站在便利店门口，看着玻璃门里那个顶着绿头发的女的，忽然想：那几十万个比她美的，是不是也在这座城市里到处碰壁？ 还是说她们早就找到了别的工作——不用露脸的工作，不用被人认出来的工作？ 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她的简历上只有一个能写的经验，而那个经验写在简历上，别人看了会沉默。 小酒也在碰壁。 她去了一家电子厂，是她以前干过三年的老厂。 流水线还是那条流水线，电路板还是那些电路板，车间里的气味还是焊锡和助焊剂混在一起的味道。 一切都没变，除了门口的招工启事换了一张新的。她以为自己是老员工，回来应该不难。 填了表，交了身份证复印件，等了两天。厂里给她打了电话。 不是通知她上班，是通知她“不合适”。打电话的是个女的，声音很年轻，说话支支吾吾的。 “小酒，那个……不是我不帮你，是车间里有人认出来了。说你在网上……”对方没说完。 小酒也没让她说完。 她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把电话挂了。 她坐在出租屋的床垫上，盯着手机屏幕。那张脸在黑色屏幕上映出来——瘦了，下巴尖了，眼窝陷下去，嘴角没有笑。这张脸被人认出来了。 不是被她妈认出来，不是被工友认出来，是被这座城市认出来了。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而她的记忆是一段高清回放——跪着喂流浪汉吃火腿肠的那段，趴在地下室铁架床上被清洁工骂“骚货贱货婊子”的那段。 这些片段存在某个服务器里，被转发、被下载、被做成表情包。她删不掉。 她站起来，走到厨房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水是凉的。她端着杯子站在窗边，看到楼下有人在收废品。 一个老头，推着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堆满了纸箱和塑料瓶。 老头穿着灰色的旧棉袄，背有点驼。 他弯下腰去捡地上的一个易拉罐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捡一枚硬币。 小酒盯着那个老头看了很久，久到杯子里的水凉透了都没喝。 她忽然想，如果她再直播一年，会不会就是这个下场——不是老了以后收废品，是现在就收废品。 因为除了直播，她什么都不会。电子厂不要她，因为她被人认出来了。 超市不要她，因为她没学历。饭店端盘子不要她，因为她没有经验。 她有经验的只有一件事，而那件事写在简历上是污点，写在脸上是伤疤，写在心里——写在心里她不知道是什么。 是生存技能？是耻辱？还是某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——像是溺水的人抱住的一块浮木，你知道它会烂，但你现在只能抱着它。 她想，如果这真的是浮木，那阿辉就是那个一直往她手里塞浮木的人。她恨他。但她又需要他。 第四天晚上，两个人并排躺在那张单人床垫上。抽风机嗡嗡地转着，头顶的日光灯管跳了一下，灭了。 黑暗里谁也不说话。 小酒能听到阿萤的呼吸声——不是睡着的呼吸，是醒着的、在想事情的呼吸。 那种呼吸很轻，但很重，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搬运什么东西。 “阿萤。” “嗯。” “我想回去。” 阿萤没有问“回哪里”。她只是翻了个身，在黑暗里对着小酒的方向。 她看不清小酒的脸，但她能看到她的轮廓——侧躺的，膝盖蜷起来的，手放在枕头下面的。 小时候她也是这样睡的，睡在她家那张吱呀作响的上下铺上。 那时候她们还没有被这个世界认出来。 那时候她们最大的烦恼是作业写不完和零花钱不够。 那时候她们觉得最惨的人生就是像大人一样天天上班。 现在她们知道最惨的人生是什么了。 “你确定？”阿萤问。 “我不是想帮阿辉，”小酒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我是没别的地方可去了。我们试过了。试了好几天。电子厂不要我。饭店不要你。连发传单的都嫌你头发不好看。我们不是没试。我们是试完了所有能试的路，发现每一条路都写着同一行字——” “你不配。”阿萤接上。 沉默。抽风机又转了半圈，停了。 “阿萤，”小酒说，声音比刚才更轻，轻得像是怕被谁听到，“你说我们攒够了钱，能不能换一个城市？” 阿萤没有说话。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。然后阿萤坐了起来。她在黑暗中摸到手机，屏幕亮了，蓝光打在她脸上。 她翻到通讯录，往下滑了很久，停在一个名字上。那个名字她存了三年，从他还是一个在棋牌室里端茶倒水的穷小子开始存起。 他换过号码，换过手机，她每次都会把他的新号码存进去，名字一直没变过——阿辉。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。阿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带着一股熬夜的沙哑和来不及掩饰的亢奋。 “阿萤？我操，你终于打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又想了几个新点子，绝对能——” “阿辉。”阿萤打断他。 “嗯？” “我们回来。”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。然后阿辉的声音变了。不再是那种亢奋的、满脑子都是新点子的声音，而是某种更沉、更慢、更接近于正常人的声音。 “你们在哪儿？我来接。” 阿辉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，凌晨到的。 车停在城中村的路边，引擎没熄，突突突地抖着。阿萤和小酒从巷子里走出来，两个人挤在后座上，谁也没说话。 阿辉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们一眼。小酒的头发长了，刘海遮住了眼睛，脚上还穿着那双蓝色拖鞋。 阿萤瘦了一圈，颧骨都突出来了，绿头发的发根长出了黑色，半黑半绿的，像一盆没人打理的植物。 “吃饭了没？”他问。 没人理他。 他把车停在出租屋楼下，熄了火，转过来。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急着说新点子、新剧本、新选题，只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，像是在想一件很费劲的事。 车里只有引擎冷却的咔咔声和窗外偶尔路过的野猫叫。过了很久，他开口了，声音比平时慢，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掂分量。 “钱还完了。你们走的第二天我就把钱总的账平了。那张表我也撕了。”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翻到一张照片——还款计划表的照片，三排数字全部划了红线，最下面用红笔写了两个字：“结清”。 他把手机递到后座。小酒接过去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传给阿萤。阿萤看了，把手机还给阿辉。 阿萤问：“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回来？” 阿辉没有马上回答。 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，点了一根烟。 凌晨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把烟吹散了，飘到后座上。 他吸了两口，然后把烟掐在烟灰缸里，转过身来。 “因为我发现，没有你们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她们的眼睛，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 那双手干干净净的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看不出任何劳动的痕迹。 但此刻它们放在方向盘上，手指微微蜷着，像是在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 “钱还完了，但我坐在那间屋子里想了整整三天，发现自己除了搞直播什么都不会。没有学历，没有工作经验，没开过奶茶店，没开过花店。我唯一会的就是拍你们。我知道这很操蛋。我知道你们恨我。但我想了一件事——” 他停下来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后视镜。 “我想跟你们一起走。” 阿萤皱了一下眉。“一起走？” “换一个城市。不是现在——现在还没钱。但我们可以定一个目标：攒够了钱，把这个直播间关了，一起走。深圳也好，成都也好。开一个小店，奶茶店花店早餐店，什么都行。” 车里安静了很久。引擎冷却液在管道里咕噜响了一声。 “不是为了还债，”阿辉说，声音越来越慢，像是在念一份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正在努力相信的誓词，“是为了以后能再也不做这个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一个期限——半年，一年。我们把钱攒够，然后把这个直播间永久注销。手机号换掉，身份证地址改掉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做点干净的生意。” 他说完这些话，自己都觉得心虚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—— “就这一次”、“做完这场就收手”、“到了深圳我们就重新开始”。 那些话当时说的时候是真心的，但每次到了“下一次”的门口，他就忘了。 他不是故意忘的。他只是对“够”这个字没有任何概念。 在他的字典里，“够”是一个永远往后推的刻度线，推到哪个位置取决于他看到后台数据那一刻的心跳有多快。 但今晚不一样。今晚他把那张还款计划表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他对着那张皱巴巴的纸坐了很久，忽然发现自己没有理由继续了。 没有债要还，没有人逼他，没有刀架在脖子上。但他还是想继续。 不是因为需要钱，是因为需要那种心跳。他怕自己不继续直播，就会回到棋牌室，回到赌桌上，回到那个欠了一屁股债被人堵在巷子里的日子。 他怕自己会把从直播间里赚来的钱又输个精光，像他以前每次赢钱之后都会做的那样。 开店不是梦想。开店是他给自己找的牢笼——一个能把他拴在正常生活里的牢笼。他不知道这个牢笼能不能关住自己，但他想试一试。 “成都。”阿萤忽然说。 阿辉愣了一下。“什么？” “不是深圳。是成都。我一直想去成都。那里的吃的比这边好，房租也比这边便宜。” 阿辉愣了更久。 然后他点了点头。 不是那种狂热的、赌徒式的点头，是那种平静的、像是在做一个重大决定的点头。 他重新握紧方向盘，挂挡，车子慢慢驶出了城中村。 小酒把额头靠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。 窗外的城市正在慢慢醒来——早餐摊开始摆桌子了，环卫工的扫帚在人行道上沙沙地响着，一辆洒水车从路口拐过去，水柱在马路上画出一道深色的弧线。 她看着那些扫街的人，看着那些端锅的人，看着那些在这个城市最底层拼命活着的人，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们没什么区别。 都是烂泥。 都想从烂泥里爬出来。 但爬出来之后去哪里呢？ 没有人告诉她。 阿辉说成都。阿萤说成都。成都有火锅，有便宜的房租，有没人认识她们的街道。 成都也好。总比地下室强。总比流水线强。总比凌晨三点跪在一个陌生人面前、等着一根火腿肠从空中降下来强。 她闭上眼睛。河粉还热着，隔着泡沫餐盒，烫着她的膝盖。 回到出租屋的那个晚上，阿辉没有开播。 他把那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还款计划表重新从墙上撕下来，撕成四片，扔进垃圾桶。 这次没有捡回去。然后他从电脑桌抽屉里翻出一本崭新的笔记本，塑料封皮还没拆，是他去年在便利店顺手买的，一直没找到用途。 他拆开封皮，翻开第一页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成都计划——目标金额：…………元。周期：6个月。 他在金额那一栏犹豫了很久，最后填了一个数字。 那个数字不是心血来潮，是他过去三天对着Excel表格算出来的——成都的房租均价、店面转让费、奶茶设备报价、半年的流动资金，全部加起来，再乘以一个他认为安全的系数。 他把数字写下来的时候，笔尖把纸戳了一个小洞。 他在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，又在横线下面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完成后，永久注销野火账号。” 小酒和阿萤躺在卧室的床上。客厅的补光灯还亮着，阿辉没有关。 那盏灯照了他们好几个月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那面发黄的墙上。 照过老秦跪下的膝盖，照过老赵发抖的手指，照过两千人在线的那句“囡囡”。 此刻它照着空荡荡的客厅，照着一地烟头和几箱还没来得及拆的啤酒，照着一个坐在电脑桌前对着一个笔记本发呆的阿辉。 小酒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上还有洗发水的味道——不是她的，是阿萤的。她吸了一口，觉得安心。 阿萤仰面躺着，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块水渍，形状像一朵云。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她很赞哦刚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，在一家洗脚城给客人按脚。 有个客人问她，你最想去哪里。她说成都。那个客人笑了，说你一个洗脚妹，去成都干嘛。 她说，成都有火锅。客人笑得更厉害了，说成都的火锅比这边的辣，你受得了？她没回答。 她不是受得了辣。她是受得了什么都能从头开始的感觉。火锅滚开了，什么菜下去都是新的。 现在火锅还没滚开。但她已经在路上了。 灯灭了。整个房间沉进黑暗里。黑暗中，阿萤的手从被子里伸过来，轻轻搭在小酒的手腕上。 她的手指很凉，但握得很稳，像是握着一个再也不会松开的东西。 明天。明天他们就要重新开播。为了攒够那笔钱，他们还得在这片烂泥里再泡上几个月。 老秦还会坐在墙角那张塑料凳上，老赵还会在凌晨四点的街头扫他的地。 还会有新的人被写进阿辉的笔记本——外卖员、老农民、空巢老人。还会有新的弹幕 新的打赏、新的污言秽语和新的“破防了”。 但这只是暂时的。至少他们是这么相信的。至少今晚，他们是这么相信的。 补光灯的余温还在客厅里慢慢散尽，像一场戏刚刚散了场，道具还没收，观众已经走光了。 舞台上只剩三个演员，两个躺在床上握着手，一个坐在桌前算账。 那本写着“成都计划”的笔记本摊开在键盘旁边，第一页的数字在月光下泛着蓝色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