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,过得平静而诡异。 白天,母亲像所有来队家属一样,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。 她有时会和别的家属一起去服务社买东西,有时一个人坐在窗前看书。 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自然,那么从容,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落在她身上的目光。 但我知道她注意到了。我注意到她偶尔会微微皱眉,偶尔会刻意避开人多的地方。但更多的时候,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 那些目光无处不在。 食堂里,打饭的士兵会多给她一勺菜,眼睛却盯着她的胸口。 服务社里,卖东西的战士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她说话,目光在她身上流连。 操场上,训练的士兵会故意跑到我们楼下,就为了多看她几眼。 甚至周副营长,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也常常找借口来家里。 有时是送文件,有时是问工作,有时什么都不为,就坐着喝杯茶。 他坐在沙发上,眼睛却一直追着母亲转,从厨房转到客厅,从客厅转到阳台,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。 父亲似乎没注意到这些,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在意。 他每天早出晚归,忙得脚不沾地。 晚上回来吃过饭,就和母亲早早回房。 他们的房间隔音不好,我每晚都能听见那些声音,听见母亲压抑的呻吟,听见父亲粗重的喘息。 那些声音像火一样烧着我,烧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。 我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。 每到天黑,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用被子蒙住头,努力不去听隔壁的声音。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,越是压抑,那些声音就越是清晰,越是往脑子里钻。 有一次,我半夜起来上厕所,经过他们房间的时候,忽然听见母亲说了一句话。 “如海,你轻点儿……如海还在隔壁呢……” 父亲喘息着说:“他听不见……” 然后母亲笑了一声,笑得很低,很媚,像小猫叫。 我站在门口,浑身僵硬,心脏砰砰地跳,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我想走开,但脚像生了根一样,动不了。 过了好一会儿,我才找回自己的腿,踉踉跄跄地跑回房间,关上门,大口喘气。 那一夜,我做了很奇怪的梦。 梦里母亲站在一片迷雾中,向我伸出手,眼神温柔而哀伤。 我想走过去,但脚下像陷在泥里,怎么也迈不动步子。 她就那样看着我,一直看着,直到迷雾把她完全吞没。 我惊醒过来,浑身是汗。窗外天已经蒙蒙亮,操场上传来出操的哨声。隔壁已经没有声音了,大概父亲已经走了。 我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,心里乱成一团。 我这是怎么了? 有一天下午,父亲难得回来得早。他说这几天任务不紧,可以陪我们出去转转。母亲很高兴,换了件新买的毛衣,还涂了口红。 我们去了塔城市区。 说是市区,其实还不如内地一个小县城大。 一条主街,两边是些店铺,卖什么的都有。 母亲逛得很开心,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,还给我买了件皮袄。 “这边冷,穿这个暖和。”她在我身上比划着。 父亲站在一旁,看着她给我试衣服,嘴角带着笑。 阳光照在他脸上,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 我忽然发现,父亲笑起来的样子其实很好看,眼角虽然有了皱纹,但眼睛很亮,很温和。 买完东西,我们去了一家小饭馆吃饭。 父亲点了很多菜,说难得一家人一起吃饭。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,说:“如海十八岁了,是大人了,可以喝点酒。” 母亲瞪了他一眼:“他还是孩子。” “十八岁还孩子?我十八岁都当兵了。”父亲笑着说,“来,如海,跟爸喝一杯。” 我端起酒杯,和他碰了一下。酒是当地产的,烈得很,辣得我差点吐出来。 父亲哈哈大笑,母亲也笑了,递给我一杯水。 那一刻,我觉得很温暖。好像我们终于是一家人了。 吃完饭,我们在街上闲逛。 母亲走在中间,我和父亲一左一右。 夕阳西下,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 我看着地上的影子,三个影子紧紧挨在一起,像从来没有分开过。 忽然,父亲停下脚步,指着对面说:“那边有照相馆,我们去拍张全家福吧。” 母亲眼睛一亮:“好呀。” 照相馆很小,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头发花白,戴着老花镜。他让我们坐在一块布景前面,布景是天安门的图案,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。 “靠近一点,”老板说,“笑一笑。” 我们靠近了一点。父亲的手搭在母亲肩上,母亲的手放在我腿上。老板按下了快门,咔嚓一声,闪光灯亮得刺眼。 “好了,三天后来取。” 走出照相馆,天已经黑了。街上亮起了路灯,昏黄的光洒在地上,像是给路面镀了一层金。 母亲挽着父亲的胳膊,头微微靠在他肩上。 我走在一旁,看着他们的背影,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既高兴,又失落。 高兴的是,他们终于在一起了;失落的是,我好像是个多余的人。 晚上回到家里,母亲去厨房烧水,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回房间看书,但怎么也看不进去。 隔壁又传来了那些声音。 但这一次,声音很轻,很温柔,不像之前那样激烈。 母亲的呻吟声低低的,柔柔的,像摇篮曲。 父亲的喘息也很轻,像在哄孩子。 我听着那些声音,忽然觉得很安心。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,终于可以像正常的夫妻一样生活了。 虽然这生活很短暂,虽然过不了多久父亲又要去执行任务,但至少现在,他们是幸福的。 我闭上眼睛,慢慢睡着了。 那一夜,我没有失眠。